【1927年3月下旬，国民党军阀，号称“闽南王”的张贞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，要他就地处决“赤化分子” 陈建相。】

盯着电报，张贞想了很久，接着，他把舅舅张达卿叫来，焦急地说：“快拿一千块钱给陈建相，让他赶紧离开福州！”

陈建相到底是谁呢？他和张贞之间有啥关联？为啥张贞要豁出去救这个被认为是“红色分子”的陈建相呢？

“陈伯达”这个大名，其实就是早些时候的“陈建相”！

陈伯达这辈子总共用了23个不同的名字，而他原本的名字叫陈建相。

要说张贞和陈伯达有啥关系，那顶多就是“半拉子老乡”——两人都来自福建。

陈伯达老家在福建崇武，那里可是郑成功出征台湾时，战船扬帆起航的地方。

张贞老家在福建诏安，离崇武有五百多公里远，所以说他只能算是“半个自家人”。

他们俩年纪差别挺大，陈伯达出生在1904年，而张贞呢，是1884年的，比陈伯达要老上二十岁。

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：这两个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就像被某种神秘力量牵引着，不仅碰面了，还一起折腾出了好多新鲜事儿！

这么说吧：“张贞和伯达一见面，就超过了好多人一辈子的交情！”

1918年，34岁的张贞瞅准军阀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机，在闽南地区发动起义，组建了一支老百姓的队伍，自己当起了老大，称为“福建靖国军”。手里有了枪，他摇身一变成了“第4旅步兵营”的营长，成了闽南地区的一方霸主。

这个时候，14岁的陈伯达才刚刚开始上中学。

家里太穷，他只能选择去读不用花钱的师范院校。他先试着考了泉州师范，可惜没被录取，因为算术考了零分。想想也是，他之前在老式私塾读书时，学的都是“四书五经”，算术这东西压根儿没碰过。这让他难过得大哭了一场。

他不死心，又去尝试报考了陈嘉庚先生建立的集美师范学校。数学考试还是得了零分，但这次挺走运，校长读了他的作文后，竟然写了“语文还行”这四个字，破例让他入学了。他的名字被写在了正式录取名单的最末尾，算是“勉强垫底”。

“最后一名”就“最后一名”吧，总比没被录取强。于是，陈伯达好歹是进了集美师范学校的大门，念了两年半的书，然后就毕业了。

毕业后，17岁的陈伯达回到家乡当上了小学老师，教了一个学期。后来，有个老乡推荐他去厦门继续教书。到了厦门这个大地方，陈伯达可忙了，为了赚钱，他同时在三四所小学教书，什么都教，国语、英语、画画，看来他的师范文凭还挺吃香的。

他总能在忙碌中找时间写写文章，19岁那年，他不停地给《厦声报》投稿，成了这家报纸投稿最勤快的人。到了20岁，陈伯达从“打工仔”变成了“小老板”，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《厦门通俗教育社半月刊》。1924年7月，报社要派人去上海当记者，陈伯达主动请缨，去了上海。

在上海，他做着记者工作的同时，也考进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深造。

上海大学一直以来都走在时代前列。1922年10月，于右任这位国民党成员当上了校长，而共产党员邓中夏则负责起了学校的日常事务，是学校真正管事的人。邓中夏还请来了很多共产党员和先进学者到学校教书，像瞿秋白、恽代英、萧楚女、张太雷、陈望道、俞平伯、施存统、沈雁冰、郑振铎等人都在其中。

到上海大学求学，对陈伯达来说，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个闽南小镇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。

1925年春天，陈伯达完成了在上海的任务后，回到了厦门，接着他又一路来到了汕头。在这里，通过上海大学的老同学牵线，他头一回和张贞有了接触。

张贞那时候组织的那帮民军，其实就是一伙散兵游勇，军阀一混战，没几天就垮了。这个“土皇帝”还挺有脑筋，他丢下逃跑的手下，不远千里跑到北京，去陆军大学深造了一番。在那儿，他和不少国民党军队里的大人物拉上了关系，这些关系后来成了他能够“发展壮大”的靠山。

1922年，张贞在海外镀金后回到了福建，他拉拢了几股无人管辖的土匪团伙，然后自称“福建自治军的前线指挥官”，过足了当司令的瘾头。

这年10月份，中国发生了个大新闻：广东的陈炯明这个军阀，跟孙中山闹翻了，他还开炮打了中山舰。

这下子张贞可火了，他可是孙中山的忠实粉丝。看到自己的偶像被欺负，自己好歹也是个司令，不能坐视不管，他决定去讨伐叛军。也没管自己手头有多少兵力，就带着他的一帮兄弟去攻打广东潮汕了。

结果不言而喻，士兵们败得一塌糊涂，就连“司令”也险些丧命。但话说回来，这次攻打陈炯明，虽然没捞到什么好处，张贞却意外地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国民党左派英雄，还赢得了个“重情重义”的好名声。

他也喜欢给自己贴上“革命者”的标签。张贞退到闽南后，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独立团的团长，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头，他很快就重新召集了一千多号人，再次把队伍组建起来，把闽南当作自己的“老巢”，渐渐地就成了“闽南老大”。

这位被称为“闽南王”的大佬，上过陆军大学，特别明白军校有多关键，所以他自己也搞了个军校。正巧学校缺老师，有人就给推荐了陈伯达。张贞呢，也觉得陈伯达文采挺好，他那儿枪多的是，就是缺能写文章的。于是，张贞就让陈伯达当他的秘书，帮他写写报告、文件啥的，还让他在军校里教政治课，给了他个少校的军衔，一个月拿160块大洋，待遇挺好，陈伯达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陈伯达从一个小报记者摇身一变，成了青年军官，那时候他刚好23岁。

这样的安稳日子没持续多久，陈伯达就惹上了大麻烦，险些丢了性命！

1927年开头那会儿，共产党的老工人运动头头王荷波，作为上面派来的特别代表，回了老家福州，打算组建个工人巡逻队。陈伯达呢，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党员，但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挺上进的，老想往党组织里靠。王荷波就找上了陈伯达，问他想不想给工人巡逻队当个出主意的顾问，陈伯达想都没想就点头了。真是奇怪，他一边在国民党那边领着工资，另一边又这么爽快地帮共产党忙，这操作真是让人看不懂。

多年后，毛泽东对陈伯达有过这样的批评：“你总是拿不定主意，爱随风倒......”或许，这种毛病的根子就是从那时候埋下的。

陈伯达压根没想到，他和王荷波的一些行动，其实早就已经被国民党那边给盯上了。

没过多久，张贞接到了南京发来的秘密指令，让他在当地解决掉陈伯达。这样一来，陈伯达的生死大权，就掌握在了张贞的手里。

张贞这次又讲“义气”了，考虑到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他没忍心做出狠事，反而派人悄悄给陈伯达送去了消息，并且大方地给了一千大洋当作路上的费用。

陈伯达一听到风声，连忙撒腿就跑，躲到了上海去。

在上海，陈伯达成为了共产党员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：“我申请入党的时候，正好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上海进行大屠杀的清党行动。”这话挺实在的，没夸大自己的英勇。

1927年7月，已经入党的陈伯达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，这次他又和张贞有了交集。

这事儿啊，跟一个月后那场轰动全国的南昌大事变有着紧密的关联！

那时候，张贞的军队在闽西和赣东地区安营扎寨，离南昌挺近的，地位很重要。要是能把张贞争取到我们这边，那就像是给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添了把劲儿，让声势更加浩大。

要找人去劝说张贞改变立场，那最合适的人选，肯定就是陈伯达啦！

因为策反张贞这事儿挺关键，所以除了派陈伯达去，还加了个福建的党员陈文总一起。他俩在厦门时就是老朋友了，还亲如兄弟。于是，这对“兄弟”就携手，带上一些钱，去秘密完成任务了。

真让人意外，半道上陈文总居然不见了，揣着钱自己溜之大吉了。

这下子，陈伯达可有点懵了，任务还没动手呢，就被自己的“哥们儿”给坑了一把。钱也没了，没办法，他只能鼓起勇气，独自去找张贞，毕竟他不想错过这个能大展身手的好时机。

说来也巧，陈伯达一到张贞的部队所在地，就碰巧撞见了熟人张达卿，他正好是张贞的舅舅。

张达卿对陈伯达说，张贞现在已经铁了心跟国民党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“左派分子”，让他别再往火坑里跳了，说完还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赶快离开。

这话让陈伯达心里一紧，吓得他立马转身，急匆匆地就往回走。没完成这个“大任务”，陈伯达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可他压根儿没想过，这次没能说服张贞，反倒为将来再次摆脱困境埋下了一个伏笔！

1930年的时候，陈伯达从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来。那时候，王明在党内有着很大的权力，他不太瞧得上陈伯达，因为陈伯达不是他的圈子里的人。所以王明没有给陈伯达重要的职位，只是简单几句话，就让他去了天津顺直省委，负责编辑一个叫做《北方红旗》的刊物。

原本，从莫斯科回来后，屈就去当一个刊物编辑就已经够让人郁闷的了，可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他心里凉透了。

当陈伯达打算前往天津报到时，没想到顺直省委已经出了问题，国民党天津的特务早就悄悄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抓人了，可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！

陈伯达现在真是倒霉到家了，连喝水都能被呛到，说的就是他现在这情况。

陈伯达一到天津，刚和顺直省委的人碰上面，结果当天晚上就被抓了起来。

感觉王明让他来这里根本就不是为了干活，更像是让他来当炮灰的。

刚进去那会儿，陈伯达死活不认账，瞎编说自己叫“王通”，一问三不知。结果第二天，顺直省委的一个头头，叫许兰芝的，叛变了，直接就把他给指认出来了。

许兰芝当面质问陈伯达后，陈伯达不得不承认：“我确实是个共产党员，在省里负责搞宣传。”

一路上摇摇晃晃，连觉都没来得及睡，陈伯达就被关进了暗室。加上被人背叛，他又焦急又生气还有点恐惧，结果身体就出问题了：“鼻血直淌，流了整整九大碗”。监狱的人见状，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还派了两个特务整天盯着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，医术高超，待人友善，工作负责，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治疗，终于痊愈了，然后又被送回了监狱。

1931年9月4日，陈伯达被判刑两年半，从天津被送到北平，并被关进了人们常说的“草岚子胡同监狱”，也就是“北平军人反省院”。像薄一波、刘澜涛、安子文、杨献珍、魏文伯、徐子荣这些知名人物，也都曾在这里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。

在草岚子监狱里，陈伯达那不争气的身子骨又不行了。他的淋巴结（得了结核）一天天鼓了起来，接着就开始化脓。监狱方面只好请来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，找大夫给他动手术。可这次运气不佳，碰上了个手艺不精的大夫。手术之后，淋巴结的伤口不但没好，反而越来越糟，脓流得更厉害了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虚弱的陈伯达感觉走到了尽头。这时，监狱里的一个同志对他说：“瞧你现在的样子，恐怕组织还没来救你，你就先被病给拖垮了。你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亲友能帮你一把？”

别的方面的人际交往情况咋样呢？

陈伯达费尽心思地想着，突然间，一个念头闪过，他想到了张贞！

现在能想到的大人物也就他了，虽然好多年没来往了，但以前还是有过交情的。而且张贞以前救过他一次，说不定这次还能再出手相助。现在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，只能“碰碰运气”了。

陈伯达抱着一丝侥幸心理，给张贞写了封信，里面讲了自己的难处，盼着张贞能再次伸出援手。至于张贞能不能看到信，又愿不愿意帮忙，那就只能顺其自然，看老天爷的意思了。

说不定陈伯达运气挺好，这封信竟然兜兜转转地被张贞给收到了。

现在张贞当上了第49师的师长，正在福建西南部地区和红军激烈交战。

他虽然别的方面都挺一般，但在“够朋友”这点上没得挑。虽然现在自己过得也挺紧巴，和陈伯达还不是一伙的，但情谊不能不顾啊。既然以前已经帮过他一次，这次也不例外，干脆好人做到家，又一次因为念着过去的交情，拉了他一把。

张贞靠着以前认识的东北军高层关系（那时候北平是东北军的地盘）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搭上了张学铭的线，这才安排人把陈伯达从北平监狱里救出来，送到医院去治疗。

结果，张贞再一次把陈伯达从困境中拉了出来。

之后，陈伯达找机会跟毛泽东聊起了自己过去的这段事。在解放战争那会儿，毛泽东有次开会时说起了张贞：“我觉得，国民党里也不全是坏人，也有好的，就像张贞，他还救过陈伯达呢……”

看看陈伯达这一辈子，要是说毛泽东成就了他的后半生，那他前半生的好运就得归功于张贞了。

张贞后来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。1932年3月，红1军团在林彪和聂荣臻的带领下冲进了闽南地区，跟张贞的第49师在漳州打了一场硬仗。到了4月20日那天，我军成功占领了漳州，抓住了1600多名敌军，张贞的主力部队几乎被打没了，元气大伤，之后再也没能振作起来，只能灰溜溜地跑回了他的老巢诏安。

很久以前，闽南地区有首民谣这样唱：“碰到四十九大限，张贞走投无路喽！”这里的“四十九大限”有两层意思，既指张贞当时49岁，也暗指他带领的是第49师的军队！

张贞丢了闽南的地盘，在福建站不住脚了，就只好顶着个国民党“中央委员”的虚名，挂了个上将军衔，跑到南京去当闲人了。后来他一直待在台湾，直到1963年12月29日，在台湾去世，享年79岁。

陈伯达可谓是时来运转，后半辈子像是走了“狗屎运”，从在延安给毛泽东当秘书开始，一直到北京结束职业生涯，还曾一度坐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把交椅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领导人。他成了个既备受赞誉又饱受批评、极具争议的传奇人物！

#春生四月#?